闯荡东瀛

 

徐静波

 

对于日本的印象，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停留在《追捕》和《望乡》的电影世界里。直到见了中野良子和栗原小卷，当年的青春玉女已经变成了丰腴老妇，才感知时光匆匆如流水，自己也已经人到中年，步入了“老男人”的行列。这不，一晃16年，自己已经在日本这一块土地上，由一个留学生变成了“老华侨”。

 

穷困学生

1992年4月，我来到了东京。当时没有互联网，国内也没有很多介绍日本的书，对于海外的留学生活除了梦想还是梦想。到了日本才发现，作为一个自费留学生简直就是跳入了一个“火坑”。一是没有奖学金，所有的生活费和学费必须靠打工挣来。二是没有亲戚朋友，孤独无助。三是上的是日本语学校，根本没有公派生那样一出国就有奖学金，就有研究室，还不用愁饭钱。

现在想来很后怕，因为出国的时候，我只带了2万日元的现金。这两万日元在当时约为900元人民币，合我在国内的三个月的工资，看起来还不少。但是，到了日本才发现，一碗拉面要800日元。从成田机场到学校，买车票就已经花去4000多日元。结果到学校报到的时候，口袋里只剩下1万5000日元，只够吃20碗面条。好在学校的寮费已经付了半年，不至于露宿街头。但是以后的日子怎么办？一种恐惧感袭上心头。

找工作挣钱变成了事关生存的头等大事。第三天，同寝室的一位同学要换工作，问我愿不愿意接他的班？我高兴的来不及，马上跟他到了打工的酒店。到了以后，才知道是洗碗的活。那一天，刚好有两场宴会，500多只碗盆杯子要在1个小时内全部洗完，人就变成了机器。

3年前，我带一个日本国会议员代表团访问中国的时候，日本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委员长土肥隆一先生问我：“你在日本感到最艰难的是什么时候？”我告诉他：一棵大白菜清水煮着吃了一个礼拜。他十分感慨，说自己在学生时代也曾有过只有酱油下饭的经历。

有一次，我去东京的一家大公司讲演。讲演前上了一趟洗手间，突然感到这一个洗手间似曾相识。出来后我对那家公司的社长说：“我以前给你们扫过厕所”。社长不相信，说徐先生如此爱开玩笑。我告诉他打扫厕所的工具放在哪，他找来总务课的人一问，才证实我没有开玩笑。在我讲演前，他对员工们说了一句话：一个以前帮我们洗刷过厕所的中国人，如今来指导我们如何到中国做生意，我们应该感悟到什么？

 

记者生涯

语言学校毕业典礼是在1994年7月举行。当初一个班42个同学，到毕业时只剩下10人，其余的人都耐不住生活与学习的重压，离开了学校变成了黑户口（非法滞留）。而这10名参加毕业典礼的同学中，最后“白”的只剩两个，一个上海的女同学嫁给了日本人，而我考上了大学。

早稻田大学、东京国际大学和东海大学都录取了我，我和语言学校的老师商量后，最终投奔了东海大学，因为指导教授是文学部学部长（相当于中文系主任），手里捏着奖学金，而且学校名也让我倍感亲切。

当了一年的研修生后，在导师的帮助下我直接进入了大学院（研究生院），攻读亚洲文明专业的博士前期课程。导师速水侑教授是日本研究佛教文化的权威，而我在出国前，也出版过有关中国佛教文化的书，因此，教授对我很看重，毕竟日本的佛教文化源自中国，所以一直希望我能够成为一个好学者。完成学业后，我留校做了研究员。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进了日本一家报社当了兼职记者，这是我在日本的记者生涯的开始。一年后，中文日报《日本时报》创办，我被聘为副总编。于是，我辞去了东海大学研究员的工作。与导师分别的时候，他很伤感。我也真的感到很抱歉。我对导师说，不管怎么样，我都会做一些有利于促进中日两国友好交流的事业，相信我一定能够干好。导师默默地开车把我送到车站。

1997年，中共15大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允许非驻北京的海外媒体派记者采访。经过中国外交部的审核批准，我成了日本华人记者中唯一获准采访大会的一位。从那时以来，我已经连续12年采访中共党代会和“北京两会”，保持了日本新闻界中采访“北京两会”时间最久的记录。

 

白手起家

2000年，我辞去了报社的工作决定在日本创业。于是筹集了一笔资金，成立了“亚洲通讯社”。有感于当时中国社会对日本的资讯了解不多，加上互联网刚发烧，于是我建立了一个中文的“日本新闻网”，希望通过网络向中国人社会传递日本的最新信息。

网站创办后，每天的点击率超过10万人次，并引起了日本政府的关注，也成为世界各中文媒体重要的日本消息源。在日本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下，“日本新闻网”成功地对朱镕基总理与日本市民对话、日本首相小渊惠三葬礼进行了的现场直播。

日本新闻网也很快引起了投资基金的关注。日本最大的金融投资公司——奥林库司专门派了一位投资经理和我一起工作了三个月，并商定了3亿日元的投资金额。没有想到，在奥林库司公司董事会的最后一次审议中，我们的投资案被否定了，原因是全球性的IT泡沫出现，IT股暴跌。“早半年的话，这个投资项目就成功了”那位投资经理说。而我砸进去3000多万日元，也全部打了水漂。

我解散了员工，把办公室搬到了一位朋友的公司里寄身。这是我最困难的一段时间，沉重的负担也祸及了家庭的安宁。

2001年8月，我决定办报。当时在日华人已经办了不少的中文报纸，而专门报道中国的日文报纸很少。加上日本企业刚刚兴起投资中国热，对中国经济资讯的需求量很大，于是我决定办一份日文报纸给日本人看。

拿着这一个想法和日本新闻界的一位老前辈商量，他问我口袋里有多少钱？我说只有十万日元（约6000元人民币）。他问我是否知道在日本办一份报纸需要多少资金？我说不知道。他伸出2个手指头：“2亿日元”。

我是被他好好地吓了一跳。但我是顽固不化初心不改。编辑找同学帮忙，排版元件搞了一个盗版的，然后找到一家印刷厂，苦口婆心地从中日友好大局讲到支持年轻人创业的不易，终于感动了那一位日本社长，准许我欠款三个月后付账。8月1日，日本第一份专业报道中国经济的报纸《中国经济新闻》在东京诞生。

 

跻身报业

10万日元起家的《中国经济新闻》在进入2008年后，已经成为日本社会了解中国的最主要的窗口之一，发行量达到12万份。从日本的首相官邸到北海道的乡村水产加工企业，都成了这一份报纸的忠实读者。同时也被日本国家记者俱乐部和日本商工会议所指定为会员专门读物。日本国家图书馆专门开辟库区收藏了这一份报纸。

4年前，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邀请我回国访问。赵启正主任在会见我时对我说：“你不花国家一分钱，自筹资金为国家在日本树形象，做宣传，真的很感激你”。我说“我没有想的那么多，只要对国家发展有利，自己所做的一切就觉得有意义”，我还是把自己狠狠地拔高了一次。

今年5月，随同胡锦涛主席访问日本的中国记者团到日本国家记者俱乐部访问时，发现《中国经济新闻》居然和日本执政的自民党机关报《自由民主》报并排放在俱乐部内，感到十分的惊奇。一位曾经担任过驻日记者的中央媒体负责人说，以前这里放着一份台湾政府机构在日本出版的报纸，这次终于看到台湾报纸没有了，中国的报纸登场了。

由于这份报纸的影响力，我主持的亚洲通讯社先后为浙江省、广东省和辽宁省和苏州、大连等20几个中国城市的市政府在日本承担了招商引资工作，5年来，帮上述城市引进日资14亿3000万美元。我也同时被聘为成都市和武汉市政府经济顾问。

在帮助日本企业进入中国市场中，我也先后被资生堂、索尼、NEC等日本跨国企业聘任为中国市场顾问，指导他们在中国的发展。目前，我在日本主持一个“中国经济俱乐部”，每一个月在日本国家记者俱乐部举行一次“中国最新时政报告会”，会员都是日本主流媒体的负责人和日本各大公司部长级以上干部，还有部分国会议员。我觉得，我很有必要告诉日本主流社会一个真实的中国，提高日本上层人士对中国的正确理解。我觉得作为一个站在中日两国之间的新闻人，应该承担起这一个“公正传播者”的角色。

在积极推进中日经济交流的同时，我也热心于两国的文化交流事业。2007年10月，我策划组织的日本著名歌手长山洋子中国演唱会在上海举行。这是日本演歌第一次在中国的正式演出，引起了中国舆论的很大关注，并成为上海国际艺术节的指定节目。

 

主席勉励

2008年4月，奥运圣火传递到日本，正值国际藏独势力最为猖獗的时候。为了保证圣火传递的顺利进行，我和多名在日中国人学者一起发起了“保护圣火”行动，召集了5000多名中国人，租用200多辆巴士赶往长野市声援奥运圣火传递活动，让长野市变成了一个红色的海洋，受到了北京奥委会和中国驻日大使馆的高度赞扬。5月初，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日本时，我受到了胡锦涛主席的亲切接见和勉励。胡主席握着我的手说：“为祖国做贡献，祖国不会忘记你们”。

四川大地震发生后，我通过《中国经济新闻》的宣传，从日本企业中募集了4500万日元，计划在四川灾区兴建一所小学校。同时，我社还承担了中国国务院有关部门委托的四川灾区灾后重建的日本参考方案的编制工作，组织日本专家为四川灾区人民重新过上安宁的生活做贡献。

从一位手持2万日元闯荡日本的穷留学生，至今成为一个媒体经营者。从一位学文学专业的人，转身为“中国经济问题专家”，我在日本走过了一条艰辛的奋斗之路。在日本这样一个严重排外的国度里，要跻身日本主流社会，并要让日本社会接受你的政治立场和观点，让日本人信服你，成为你忠实的读者，甚至是学生，需要付出比常人多几倍，甚至十几倍的努力。有时身心操劳，仍然乐此不疲。为的只是一个梦：要把亚洲通讯社建成亚洲的新闻中心。

我很庆幸，在普陀中学时当过学生会宣传部长，专门负责学校黑板报，那一段经历是我成为“新闻人”的原点。因为上语文课时我总是一个人在校园里出黑板报，当时的语文老师郑晓棣常朝我努嘴。不过我表现还好，有别的学校的老师来听课时，我总是第一个举手。虽然落了个“冲头子”的雅号，但是陈晓棣老师还是觉得我属于可挽救的一类，常常拿外校的卷子给我开小灶。记得有一次搞“我的理想”主题班会，我上台发言，理直气壮地说了“长大后要当一名记者”。班主任陈国辉老师后来摸了摸我的头：“考人民大学新闻系吧”。结果数学考的一塌糊涂，没有能够走进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园，至今还觉得对不起这位大眼睛的班主任。

好在一生努力，如今不仅圆了记者梦，还在海外拥有了自己的报纸和通讯社。身在海外总觉得为祖国为家乡为母校能做的十分有限，颇感惭愧。感谢命运眷顾，国际新闻人的长征终于走出了第一步。以后的路还很长，需要付出的还很多，但是作为普陀中学的毕业生，我想我不会辜负这一份荣誉，会在中日交流的事业中继续努力创造出新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