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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高山仰止》
发布人:普中人 发布时间:2017-03-23 19:36 来源:本站原创 访问:
  认为关爱自己孩子的是人,关爱天下孩子的是佛——母亲是尊佛。
  2009年潘天寿诗亭碑落成,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也是唯一的诗亭碑,台湾国民党主席和中央有关领导参加揭幕仪式,蔡琦、王国平主持开幕式,朱仁民的母亲潘秀兰在她父亲潘天寿的诗亭入口前留影。
  潘天寿后代在南山路潘天寿纪念馆,右起潘贞(潘天寿二女其子为李承德南山路中国美院、北京西客站设计者)、潘秀兰(潘天寿长女朱仁民母亲)、朱仁民(潘天寿外孙)、潘公凯(潘天寿之子原中国美院、中央美院院长)、古仪(杭州画院副院长)
潘秀兰老师和儿子朱勇勇、朱仁民(左一)
江泽民同志接见潘天寿家属与潘秀兰老师合影
潘秀兰老师八十八岁时为“潘天寿诗亭碑”落成题字

  

  

  母亲走了,很平静、很淡定,如同她一辈子苦风凄雨中从来没有变过的平静和淡定。母亲是在睡觉,绵绵的熟睡,我悲恸,若不是怕惊醒她,我真想爆发出这世上最凄厉的长号,而后随母亲一并驾鹤西去,我努力地控制着。
  出事前一天,我还给她通了个长长的长途,什么事情也没有,喉咙还旺旺响,怎么这么突然就走了,母亲除了偶尔的房颤,其他什么病都没有,自己洗脚的时候倒下的,血管中有块小小的血栓堵住了,这个小小的恶魔早就存在,几年前就发现过,医生说没问题,我信科学也就疏忽了,母亲的化验单上看,一个箭头都没有,能当空军的,活她一百岁没问题。
  摇篮绳断,虚空落地,这世上最疼我的人永远的离开了我。自我离家世界闯荡,母亲的心没有一天不寄附在我身上,浪峰谷底、天涯海角没离开过。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我该有三百五十个长长的长途,几十年如一日。天天与母亲谈着聊着,母亲就担忧我这头关在红尘世界笼中的野兽,双眼绿血血的。只要有两天没电话,她便心急煞了,通过其他人打探我的情况。当然,我给她的电话从来报喜不报忧,从来就是“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之类的废话,逗老妈开心的。我歪扭着的精神屋梁全靠母亲微微的支着,母亲一希的精神蜡烛也全靠我悠悠的点着。深山无大树,茅草当大柱。这微微的、悠悠地力量竟能爆发出天地间最大的能量。如今母亲一走,我的人生楼阁如同一棵桠树訇然倒下,我蹬着脚胸骨头敲得嘭嘭响,真的想陪老妈走,陪她走向一直向往的没有辛酸、没有欺诈、空明澄碧、莲花万朵的西方世界。
  母亲是座高山,很高很高的高山,喜马拉雅山。她是潘天寿嫡亲的长女,但是在这个时期、这个时空、这个时段,她比我的外公潘天寿伟大多了。在这小岛上六十年了,没人把她当成近代史艺术巨匠的女儿,她更没有把自己当成潘天寿的女儿,淡淡的、定定的、慈慈的、悲悲的活在一个苦涩辛酸的国度之中。似乎所有的屈辱和辛酸和她没有任何关系,和她唯一有关的是这个学校,这些学生和我们这些孩子。在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日子里,母亲居然平安无事的度了过来,文革十年中所有的老师都被重炮猛轰、大字报盖天铺地、百衲衣似的糊满了学校中所有的墙面,老师有跳海的、自杀的、发疯的,母亲这个全岛阶级成分最差的一个老师却没有一张攻击她的大字报,简直是奇迹,其实她的父亲和丈夫都是这个岛上唯一的国家级“钦犯”。记不得母亲当时有过什么样的惊恐和骇怕,在这个民族整个都发了疯的自杀式年代,她的脸和举止行为与改革开放年代一样,永远是从容不迫、慈祥和蔼、不卑不亢、宠若不惊,好像身边什么都没有在发生。以她与中华民族所有母亲一样的伤痕累累、瘢痕重重、忍辱负重、慈祥伟岸的形态在这天地间似相非像地存在,母亲的状态令我一辈子的费解。
  当年的普陀中学哪有美术教师,因为大家知道她是潘天寿的女儿,才让她做了美术教师,其实母亲根本没读过书,读了五年的小学,还是跳级和旁听的。母亲自费跑去杭州外公的大学里学了石膏模型的翻制、航空模型的制作等教学生创作增加他们的动手能力。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事情啊!母亲的美术教学课程,全自编的,没用学校一分钱,在海岛的中学最早的创造了中国式免费“包豪斯”美术教育方式。母亲除了教全校的美术课之外,又做班主任,还兼了总务处的大量工作,刻蜡纸印教材,没日没夜,没完没了。五几年开始学校的师生名单全是母亲的一支笔刻下来,母亲的字钢筋铁骨,的角四方,钢水浇出来木匠刨出来一样,自创的,这世界我没有看到一个比她写得更硬朗书法的人了,现在的中国书协主席都没有,外公也没有。我一直想帮她拿着去展览,作为国画大师的长女,她可以卖很高的钱,可以做个书协什么之类的头,她什么也不要,她说她的书法专门为学校普陀中学服务的。考卷、标语、通知,只要是学校里要写字,都让母亲来干。五六十年代学校围墙、黑板报、教学大楼,连县委门口高墙上的丈二大字都是母亲写的,金钩铁划,横刀竖剑真是了不得。
  母亲一生经历了抗战、解放、建国、文革、改革开放一系列的近代史上的折腾,母亲才高八斗,她的五个兄妹中,应该母亲最有才,为了我父亲和全家的继续活下去,八斗的高才全埋入了生存的深渊中。这么多的运动,这么多的革命,我们家都是首当其冲,哪次运动都拿外公和父亲先开的刀。母亲噙着泪依然在不变的淡定和慈祥中面对,不管在任何艰难困苦,她总是很背时的告诉我:“人家给你一碗水,你要还人家一碗油。”八三年底,我还病瘫在普陀山顶隐秀庵的破庙里,为什么要去山顶的破庙呢,原因很简单,住在山下的农民房,月租金是两块五毛,我瘫痪了工资扣个精光,老婆照顾我也被扣个精光,只能上班去。我也因为没有钱,放弃了所有的治疗,医生说永远站不起来。
  马克思说,哪里有苦难,哪里就有宗教。母亲在一生的艰难困苦之中没有参加任何的宗教,她是个佛,她不需要宗教。而这时候佛掉眼泪了,每每背对着我偷偷地掉眼泪。我的心痛死,母亲三步一跪向着佛顶山无休止地叩拜,脑门上叩出乌青来。党的阳光晒不进来,阶级温暖暖不到,雷锋叔叔也没见过。母亲只有投向观音,救苦救难的南海大观音。就在这一时刻,我家沉重的黑门被时代的飓风呜呜地吹开一道缝隙,漏进一缕强烈的阳光。家里都平反了,母亲激动地泪流满面带领姐弟几个将时值三个多亿的外公作品全部无偿捐给了国家,国家给了二十五万奖金,这辰光的二十五万能买镇中心的半条街。母亲姐弟又将二十五万也捐了出去,设立基金会为中国美院、树人大学等贫困学生提供帮助。母亲握着捐款签字单问我:“你看行吗?”我瘫在床上,起码的生活费都没有。我说:“要不要留我一点活命钱。”母亲只淡淡说了一句:“你外公说过,这是民族的。”我一头倒在床上,说:“阿娘,你定,我姓朱的不姓潘。”母亲签了字,江泽民总书记两次接见我们全家,与母亲谈了足有一个半小时,中央书记处表彰母亲姐弟爱国的、高尚的、无私的。唉!无私到我快死为止。全国所有的省报,除了西藏,全报了。说是文革后的第一次精神文明样板,母亲的脸上依然恬淡从容、宠若无惊。我无法界定母亲的举动是出于什么样的思维方式,爱子和爱国之间,母亲选择的是爱国。我说:“您让我活下去也是真正的爱国,您明白您的儿子,他能为这个祖国做出更大的贡献。”其实母亲辛酸一辈子,丈夫和父亲都是一代大才、一代忠良,却都死在这一国度之中。她天生血液中集中了中华民族妇女的最典型、最优秀的品德。
  直到九十年代,母亲还住在半山腰车厢一样的老屋中,没人会问津这位伟大的老人。母亲爬不动山了,学生说:“您捐了那么多亿的钱,皇上都对你那么尊敬,您可以将捐款的报纸和皇上的合照让政府看一下,他们或许会帮您从山上搬下来。”这次母亲竟然接受了这一劝告,可能是她实在爬不动这半山的台阶了。她捧着报纸和皇上的合照去过县政府,宣传部长回答也很淡定:“你拿这照片来干什么,这种照片我们多的是,你不是很有钱吗,多少亿都捐掉了,还愁这么个小房子吗?”母亲猛然地感到羞辱,捧着皇上的合照回的家。将合照细心地装裱好挂在天天看的墙上。
  当我拄着拐棍带着三百块人民币闯荡世界的时候,医生说随时都会倒下。拐棍是买不起的,也不知道有不锈钢的拐棍,一根是拖把柄头上削削圆缠上布改装的,还有一根是普陀山破庙里的农民砍的桃木,说是能辟邪,送我的。我没有问母亲要一分钱,因为母亲真的没钱。我睡在杭州的柳浪闻莺公园,我去南京做蛋糕,在杭州做保姆,也在美院画模特,三百块人民币在我的大腿根捂得滚烫,五块钱的浴室都舍不得过夜。几十年后,我回国内落定,我告诉母亲,这辈子,这民族,这国家最需要什么,我就做什么。“心灵生态、自然生态、艺术生态”是我人生奋斗宗旨,这三个生态并非我杜撰,它是我母亲叠影在我心底的一张素描照片。
  我没有任何她已离去的感觉,我依然会每天给她一个心灵的长途:“如果我们这个国家所有的人、所有的老师都像母亲一样,我们的国家会比世界任何国家都要文明都要强大。”
  母亲!我下辈子依然做您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