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普陀中学的陈国辉老师和学校的方书记来宁波看望部分在宁波工作的普中历届毕业生，让我给学校写点自己个人的所谓“事迹”。其实我们都是凡夫俗子，平平淡淡，并没有什么可以夸耀、可以骄傲的，只不过这几十年来自己走过的路比起有些同学还算顺利罢了。

我1975年1月高中毕业后，在家待业一年，后招工进普陀机床厂当了名工人，当时厂里的工人师傅以及与我一起进厂的人，文化程度普遍偏低，我在厂里大小也说个知识分子，一边当学徒一边参与厂里的各种文字工作，干得最多的是大批判，这为我有幸参加“文革”后１９７７年的第一批高考，成为那时的“天之骄子”，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我从杭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先是分配到舟山日报当记者、编辑，以后又服从组织调动，先是在舟山市委宣传部，后又调往宁波市委宣传部工作，1997年又调任宁波海曙区委宣传部任区委常委、宣传部长。2001年再转岗成了一名职业报人。

转眼离开普陀中学已经32年了，如今头发和胡子都白了，真是光阴荏苒，岁月无情。四年的初中和高中生活尽管短暂，却是那样的让人回想和留恋。我们都知道当年的物质极度贫乏，然而人们的生活心态却是非常的平和，随遇而安，现在回想起来确有“穷人穷开心”之感。那时根本就没有什么“升学率”，学校除了上文化课以外，倒是按照“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要求经常安排丰富的体育活动、文艺活动和学工、学农、学军等课外活动，因此，我在学校期间尽管不是一个学习成绩出色的学生，也没有什么荣誉奖状之类的，四年的普中生活，惟一获得的奖状就是1972年冬季的“拉练积极分子”，可我却是这些活动的积极参加者，几乎没有落下的。那时，我们学习的动机，或者说学习的目是所谓的“为革命”，其实那是很空洞的，远远没有现在的人那么的功利和明确。那时是“读书无用论”的年代，书读得多少好坏，似乎与今后的个人前途并没有太多的联系，家人让孩子读高中，无非是把年龄捱捱大，免得过早上山下乡，或者避免孩子在社会上游荡学坏。而作为孩子，我们只是感到学校同学多好玩而已。那时的师生关系非常亲近，多数老师都住在校内，我们与老师间很随意，一起打球玩乐，还经常上老师家玩，有时甚至“没大没小”，全然没有“师道尊严”。

印象最深的是1972年的暑假，我当时在初二（13）班，我们放假在家正闲得无聊，班长吕胜才，副班长高海英，也不知他们当时是怎么考虑的，以班委会的名义通知所有家住沈家门的同学去芦花公社某某大队参加“双抢”劳动，这可不是学校组织的活动，但当时全班多数同学都参加了。几天后，我们这群十五、六岁的孩子到学校集中，借了学校的一辆手拉车，把男女同学的被子、蚊帐、席子、脸盆等生活用品，以及集体做饭用具都装上车，10几个同学一路嘻笑打闹拉着车来到了该大队的一所小学校里，其他同学各显神通，有的坐班车，有的搭“便车”，也有的步行走去，一干人马就如此莫名其妙地开始了自我管理、自己做饭的“双抢”劳动。当时因为多数同学家庭经济条件并不是很好，每个人都把有限的粮票、油票和生活费集中起来，统一去买柴米油盐和蔬菜，轮流烧菜做饭；男女同学分住在学校的两个教室里，打地铺、挂蚊帐，劳动和生活都是较艰苦的。记得有一天晚上我们几个男同学帮助农民割完早稻，从河边游泳洗澡回来，看见一条1米多长，像粗麻绳似的蛇在路边慢慢地爬行，大家立马找来棍子、石头向这条大蛇发起进攻，不知是谁找来了一把锄头，三下五除二就把蛇的脑袋砸了个稀巴烂。我们照例先是拎着死蛇到女同学面前吓唬她们，拿她们寻开心，一些女同学吓得哇哇直叫。闹完后把这条蛇剥皮煮熟了，许多同学不敢吃，我们10来个同学就美美地打了一次牙祭，还直喊“鲜”。还有一天晚上，同学们都三五成群地到附近部队操场看露天电影，记得那天放的是京剧《龙江颂》，在看完电影回来的路上，我们几位同学不知是谁突然来了灵感，让李志丰同学把身上的红背心脱下来包在头上，然后派一个人快速跑到驻地报信，谎称在回来的路上与农民发生矛盾，打架后李志丰的头被打破了，快不行了。同学都信以为真，有的召集人要去报仇，有的七嘴八舌地出主意送医院抢救，一些女同学吓得哇哇大哭，直到深更半夜驻地小学校被闹得鸡犬不宁。半个多月农村的艰苦劳动生活，终生难忘。

四年的中学生活，像这样的至今回忆起来仍然十分“逗人”的“闹剧”不少。比如全校同学参加的军训“拉练”活动、各种各样的运动会和单项体育比赛，各种文艺活动，还有什么打击投机倒把、打击流氓阿飞、维护社会秩序等名目的社会政治活动，都有许多说不完的故事。对了，那年全国上下都在搞“批林批孔”，学校也不例外，全校除了学习文件，写大字报，搞大批判以外，还组织文艺演出，其中排练了一出“活报剧”。我至今没搞明白，当时为什么选中让我这个矮个子的人排演林彪。起先我不愿意，班主任郑苗兴老师几次做工作，我勉强答应了。演出时，除了将脸化妆以外，我不知从哪儿找了个破排球，把内胆取出来，半边剪掉扣在头上，就成了一个“秃顶”，反正像不像没关系，只要能起到丑化作用，洋相百出，引起观众大笑就行了，效果还不错。我们当时大概二三十人的演出小分队，还经常到社会上演出，只要出去演出就不用上课了，为此我还“偷着乐”呢。由于当年的学生生活是那样的丰富充实，很是开心，哪有现在的什么“抑郁症”、那么多的压力和自杀，因此很值得回味。

　　我现在常常在想，人生有许多东西看似偶然，却都是有因果关系的，就像陈国辉老师给我们讲哲学课那样，事物的发展有它内在的必然规律。人生的每一个“节点”都是与前面的“节点”相关联的，正是由于那一个个大大小小的“节点”，按照一定的内在规律相互连接，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人生历程。因此，普陀中学的这四年就是我人生历程中的重要“节点”，不仅学到了一定的文化知识，也学到了许多课本上学不到的东西。也正是在1973年的一次学校组织的，在机床厂为期10天左右的学工劳动，为了完成老师布置的作文作业，我结合学工劳动中的一些情节，再加上一些细节虚构，以第一人称写了一篇篇幅较长的“散文”，后被郑晓棣老师作为范文在课堂上选读了一遍，又在操场边的宣传栏“学习之窗”张贴，这偶然的一次“出名”，给我的人生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我当时并没有因此感到“沾沾自喜”，而是觉得压力太大，我担心以后万一写不出作文（因为以前我常常因懒而不愿意写作文），或写不出像样的作文怎么办，“霉头出不起”。“死要面子”的我于是只好把不是十分喜欢的语文课当作了主要课程来“主攻”，结果成全了以后的人生。我想这不仅仅是我一个人，世上许多人可能也都是像我这样，不是因为先有兴趣再去钻研一样东西，而是因“死要面子”而被动地学会了不少东西，被动地培养出了兴趣，最终成全了人生。

在回忆往事中，免不了有许多感慨。人生短暂，中学阶段正是一个人学知识、学文化、长体魄的黄金时期，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生驿站。过去老师、家长经常讲一些努力学习的道理，要我们珍惜青春好时光，我们怎么都听不进。现在想起来的确是千真万确，说“过了这个村就没有那个店”一点都不为过。从学文化的角度看，受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局限，其实我们那时真没有学到多少东西，尤其与现在的学校教育相比较，与现在毕业的中学生相比，基础教育差距很大，更谈不上受到“良好教育”，很是遗憾。人的一生需要学的东西无止境，尽管当时我们没有学到更多的文化知识，但正是有了那么多的生动活泼的课外活动，让我学到了什么是集体观念、团队精神，什么叫吃苦耐劳，什么叫责任心，这对我以后的成长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我认为中学时代除了学习课本文化知识外，更应当意识到也是人的品格形成的关键时期，最关键的就是要培养学生的强烈责任心，包括了对自己负责、对家庭负责、对工作负责、对事业负责、对社会负责。有了这样的强烈责任心，不怕成不了才，不怕做不了大事业。注重健全的人格培养，应当成为学校教育的重中之重。

如今，时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切都在改变。望着新建的现代化的普陀中学，尽管随着新建校址的改变，我总感到以往与学校的感情元素已全然消失，杳无踪迹，似乎新的普陀中学已经与己无关，但作为印在记忆深处的普中学子的印记，却是怎么也抹不去的。我现在经常与居住在宁波的李金奎老师、郑晓棣老师、张义秉老师等相聚，每每回忆起当年普中的日子，总有说不完的话题，这就是永远也挥之不去的情结。据方书记介绍，最近区政府已经决定在新开发的塘头，划出２００亩土地，再一次新建搬迁普陀中学，据说新的普陀中学面积和规模要比目前的学校增加一倍多。这是令人欣喜的事，它反映了区政府对教育的重视，也必将进一步提升普陀区的教育水平和综合竞争力。我们所有毕业于普陀中学的莘莘学子衷心祝愿普陀中学的明天更灿烂，为未来培养出更多更优秀的人才。

 执笔者：赵晓亮

（本人毕业于１９７５年１月，当时为搞二（１）班，现为宁波日报报业集团副总编辑、东南商报总编辑，职称为主任编辑；联系电话：０５７４－８７６８２９０８，　１３８０５８６０７６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