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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念母校恩情永在
发布人:admin 发布时间:2017-01-07 23:33 来源:谷风向母校汇报 访问:

  人生的路漫长,但紧要处却只有几步。  我不是校友中的名流,我只是平凡中不能再平凡的一分子,但当接到母校恩师要我写点东西的时候,我欣然接受,因为对于母校,对于恩师,也许,我特别有话说。    普陀中学,是我从开朗走向自卑的转折点,也是我从自卑重新走向阳光的转折点。  我从小在农村长大。当父亲已经是一个县的法院院长时,我们几个孩子仍然是农村户口,这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意味着城里人吃的是米,我们吃的是谷,总是比城里人多了些负担。那时,读书的最大愿望就是能够考上中专或大学,吃皇粮——毕竟那时高校毕业国家包分配。  我以为我可以减轻父亲的负担,自己考出去。但是,1981年我在沈家门第一初级中学初中毕业,以7分之差,没能考上中专学校。  那时,全家都已经从普陀县展茅镇干施岙村,迁居到了沈家门镇团聚,但我和妹妹仍然是农村户口。当年,作为农村户口的学生,要读重点高中——普陀中学的成绩显然还不够,学校给了我机会,让我升入城市班就读,但是,这个时候,一向成绩不错、曾经考过全公社第六名的我,开始有了深深的压抑感和自卑感。  这一年,多事之秋,先是班主任老师刚接班3天,她的儿子就被同伴用鸟枪误杀了:以为鸟枪没有子弹,对着腹部扣动扳机,一个年轻的生命就此永远消逝,2个月后,我们的班主任也换成了体育老师。  很幸运,第一学期结束,我还排在全班第四名。记得爸爸来开家长会的时候,和我同学郑文的母亲相逢,居然两人当年也是这个学校的同班同学。而那时,郑文和我分别在班里排第三、第四名。学生时代,唯一可以告慰父母的,就是好好读书。  但是,自卑而不与人交流的弊端逐渐在我的学习生活中体现。我总是低着头走路,我几乎不和任何老师打招呼。我对每一个老师,都有一种讳莫如深的抗拒。除了教政治的陈国辉老师,他是唯一经常在课堂上提问我的任课老师。  高一的第二学期,物理开始出现红灯”——56分。也许是课程难了,也许,是我对物理老师有成见:我特别不喜欢老师用竖排的板书,我更不喜欢老师在课堂上,在大家的等待下,慢慢地用铅笔刀削粉笔,削得很尖很尖才开始板书。  因为不喜欢,老师被我无端地挑了很多毛病,最终受害的是自己,我越来越不爱听,成绩自然越来越下降。一门课影响到整体的读书的自信。我开始拿着父亲给我的县图书馆的借书证看小说,看了许多许多名著。我到今天能够有很深的文字积淀,应该归功于从小学3年级起,到高中,我始终没有放弃过阅读.一个县图书馆的文学类藏书,可以说几乎没有我没看过的。但高中仍然恶看的后果是,我的成绩排到了全班倒数第二名。学期结束,分文理科班,我的化学仍然很不错,但我的物理已经到了底线。地理历史不肯用功自然也很差,全班平均分都有八九十分,我只有六十多分。  文科班的老师说:张谷风?这个人考大学是没希望的,但她一定要读文科班,就让她来吧。  深深的压抑,加上生理发育带来的内向,我看起来很用功,但实际上除了看小说,并没有多少时间花在学业上。考不上大学在情理之中。第二年复读,依然在老师的高压下,被牵着鼻子走。除了语文课,作文经常被老师当范文读,我其他的成绩并没有什么起色。只是怕父母伤心,仍然装作很用功的样子。  
  这一年,临近高考,我的心脏被查出有早搏和漏博。  有多少付出就有多少回报,我清楚自己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但当结果终于来了,我还是一片茫然:真的没书读了?一种一脚踏空的感觉,终于觉得自己小时候以读书为骄傲的日子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我有不甘,更多的是深藏着内疚的沉默。我在沉默中接受父亲给我安排的工作:在一个少年宫做暂时的讲解员。  一封信改变了一切。陈国辉老师夫妇都曾经是我父亲的老师,我父亲曾经是这个学生的学生会主席,考上复旦大学后因为我的堂伯在台湾,而以社会关系不清白的名义与大学失之交臂。他后来从大队会计、到被借调入城,再做到年轻的领导岗位上,完全来自于他学生时代的优秀成绩和为人品质。而母校老师对他的关照之情,一直延续到了他的孩子身上。陈老师在信里说:谷风,你不考大学可惜了。他让我去当代课教师,毕竟依然在学校这个氛围里,再自学考大学比较好。期时,我的农村户口的妹妹也刚好高中毕业,县里照顾忠厚的父亲,可以把一个子女的户口迁进城。迁谁,谁就可以参加当年的公检法系统考试后招干。这时,我开始觉得,我已经读了这么多年书,放弃于我更可惜,我就跟父亲说:让给妹妹吧,我继续去考。妹妹果然争气,转成国家户口后在公检法招干中考了全省第四名,如愿进了定海区检察院。  于是,我重新回到了母校,但不是以学生的身份,而是以一个历史代课老师的身份。18岁的小姑娘,突然要面对一群孩子,要对他们负责;还要对介绍我来的陈国辉老师负——我也许就在那一刻,一夜间长大了。  上课对于我来说并不难,因为我的表达不成问题。而且因为是自己要了,学习的思路突然很清晰。白天给学生上课,晚上自学到11点。同办公室的卓老师说:人家全班那么大的题量在做,那么好的老师在教,仍然只有一半的升学率。小张每天自己学学,就那么点时间,怎么考得上?
  卓老师的担心不无道理。但是,这时的我,已经是一个学会梳理和自我调节的我,每晚3个小时的学习,是分分秒秒都印在脑海里的。走上讲台的那种亢奋,孩子们给予我的快乐,远远超过了高考本身给予我的压力。那是我重新回归阳光和自信的关键一年。这一年,我抱着感恩的心情,听赵兴昌老师的英语课、沈国忠老师的地理课、陈国辉老师的政治课。多少年后回想起来,我依然能很清晰地看见:蒋胤康老师的妻子朱老师,一次次捧着历史讲义给我送来;看到笑得像个弥勒佛的向理义老师,一次次捧着地理讲义给我送来;还有我身边的青年教工徐和郁、俞凯、黄晴舟等,我们白天中午偷空去看《胜利大逃亡》、《黑郁金香》等大片,晚上,他们在办公室帮我讲解题目。  还记得获悉考上大学本科回校的那一天,赵兴昌老师在校门口笑着对我说:语文考了全县第一,英语要是能考到平均分,你这成绩不是更好了。那种为我惋惜的心情,让我十分感激。普陀中学的大部分学生都是从初中开始学英语的,他们学了6年;而我从农村初中转学过来,一共只学了高中2年的英语。我能考到88分,已经十分感念他的恩情了。  高考填报志愿,我以为与第一批院校无缘,因为只比第二批高出11分。但最后被浙江师范大学录取了,因为陈国辉老师觉得我不教书可惜了,而那时,浙师大是提前批录取的,陈老师帮我填了参考志愿,我由此进入该校中文系就读。  “人生的路漫长,紧要处只有几步,至此,我终于明白,我,一个在母校读高中期间,以成绩倒数而深深自卑的没有多少人注意的我,到终于能够抬起头来走进大学的校门,是母校,是恩师,在紧要的关头给予我爱和期待。  
    大学,是激发人的潜能的大舞台,是学会独立思考和审时度势的大舞台。这时,也有苦闷,也有成长的烦恼,我常常给陈国辉老师写信,什么存在主义,什么虚无主义,我所困惑的一切,其实伟人们早已有很多著作在世。但陈老师从不点破,总是从不同的角度,鼓励我,依然如同我在高中时候,当别的老师都看不见我的时候,他总是几乎每节课都要提问我,让我意识到我在这个课堂上的存在,意识到,还有一位老师,还有一堂课,对我充满了爱和期待。  书是读给自己的,别人对你的态度其实并不重要,可惜我明白得太迟,或者说早就明白,只是醒悟得太迟。大学,终于让我彻底醒悟,我不再期待别人的关注,甚至惟恐别人太注意我。用今天的话来说,有一年教书的经验,当别人到了大学,就像高压的啤酒瓶突然炸开一样放松时,我开始自主学习——不知比县图书馆大多少倍的学校图书馆让我无比的惊讶和珍惜。在走上工作岗位,很难有更多的时间用于阅读时,我十分庆幸在大学的这四年、乃至读研究生的3年,此后用于工作的一生的经验和知识积淀的释放,完全靠的是吃老本。  那时,儿童文学、当代文学都很优秀。也许每学期我的总分排名不是班里最优秀的,但我自己喜欢的课,我总是能考全班第一。写作,给学报、给校报的《黄金时代》,这里有了我自己的思想和选择。  我在本科阶段发表了全国级女大学生抒情散文,大红海报贴在校园的布告栏上。我知道,这个全校惟一,是我自己去努力来的。此后,当我四年本科毕业,以优秀的成绩被保送攻读现当代文学硕士学位;当我以全校第一的成绩拿到光华讲学金全奖的时候,大红喜报一而再地贴到布告栏上。同学们经过时,议论着:这人是谁?我内心充满了安宁,而没有任何的沾沾自喜,因为我并不是特别聪明或能干,我只是比其他人更清楚,自己要什么。这个时候,我开始享受学习的快乐。    当我的硕士毕业论文被《新华文摘》转载介绍的时候,我已经在浙江日报的新闻岗位上工作了3个月。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如果说我在此后的工作岗位上能够有所收获,完全得益于我的母校,我的恩师 。

  

  以下仅供参考: 
  张谷风,1983年毕业于普陀中学。1992年从浙江师范大学本科、杭州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进浙江日报社,先在大报工作,1997年10月调到钱江晚报工作至今。所采编的作品获得省好新闻二等奖、全国省级晚报好新闻一等奖、中国晚报好新闻三等奖等荣誉,先后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论文4篇。2000年评上副高(主任记者)职称。2001年竞聘上岗任晚报科教部副主任。7年大学本科、硕士连读,打下了较好的文字功底。在大学先后有十余篇论文公开发表,部分全国级论文被收入《浙籍作家论丛》和华东九省一市高校教材《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硕士毕业论文《台湾散文与中国艺术精神》公开发表后,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材料全文转载,1992年11月号新华文摘转载介绍。进报社工作后,在大报我跑的是工青妇联,报道领域相对细碎,但我在前辈指引下,采写了长篇通讯《当代春桃的故事》,稿件见报后,全国著名的《知音》杂志、《上海家庭报》等纷纷转载;我采写的独家新闻《运河你怎么了——关于京杭运河大堵航引发的喜与忧》整版报道,被羊城晚报等连续转载;采写的都市里的希望工程系列报道引起杭州市人大的关注,并因此设立杭州市帮困助学基金。在晚报采写的第十名现象系列报道先后被人民日报海外版、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和上海文坛等媒体转载,引起全国关注和争论。还先后主持、参与了追寻最可爱的人——抗美援朝5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约会院士系列报道、科学改变人类的100个瞬间60年代新势力——杰出青年系列报道,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其中《科学改变人类的100个瞬间》、《走进中国100个院士的家》在晚报编委会的支持下,由科教部集体编撰出书。在采编之余,我还撰写了《第十名现象轰动全国的前前后后》、《抓住新闻的本质真实》、《论新时期舆论监督的热点与难点》、《寻找平凡时代的独家新闻》等论文,分别在《新闻战线》、《新闻出版报》和《新闻实践》上发表。2005年起,参与轮流主持浙江人文大讲堂,并邀请像余华等社会名流走进大讲堂。现《浙江人文大讲堂》结集出版2册,我配合徐澜工作,是编委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