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路漫长，但紧要处却只有几步。　　我不是校友中的名流，我只是平凡中不能再平凡的一分子，但当接到母校恩师要我写点东西的时候，我欣然接受，因为对于母校，对于恩师，也许，我特别有话说。　　一　　普陀中学，是我从开朗走向自卑的转折点，也是我从自卑重新走向阳光的转折点。　　我从小在农村长大。当父亲已经是一个县的法院院长时，我们几个孩子仍然是农村户口，这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意味着城里人吃的是米，我们吃的是谷，总是比城里人多了些负担。那时，读书的最大愿望就是能够考上中专或大学，吃皇粮——毕竟那时高校毕业国家包分配。　　我以为我可以减轻父亲的负担，自己考出去。但是，１９８１年我在沈家门第一初级中学初中毕业，以７分之差，没能考上中专学校。　　那时，全家都已经从普陀县展茅镇干施岙村，迁居到了沈家门镇团聚，但我和妹妹仍然是农村户口。当年，作为农村户口的学生，要读重点高中——普陀中学的成绩显然还不够，学校给了我机会，让我升入城市班就读，但是，这个时候，一向成绩不错、曾经考过全公社第六名的我，开始有了深深的压抑感和自卑感。　　这一年，多事之秋，先是班主任老师刚接班３天，她的儿子就被同伴用鸟枪误杀了：以为鸟枪没有子弹，对着腹部扣动扳机，一个年轻的生命就此永远消逝，２个月后，我们的班主任也换成了体育老师。　　很幸运，第一学期结束，我还排在全班第四名。记得爸爸来开家长会的时候，和我同学郑文的母亲相逢，居然两人当年也是这个学校的同班同学。而那时，郑文和我分别在班里排第三、第四名。学生时代，唯一可以告慰父母的，就是好好读书。　　但是，自卑而不与人交流的弊端逐渐在我的学习生活中体现。我总是低着头走路，我几乎不和任何老师打招呼。我对每一个老师，都有一种讳莫如深的抗拒。除了教政治的陈国辉老师，他是唯一经常在课堂上提问我的任课老师。　　高一的第二学期，物理开始出现“红灯”——５６分。也许是课程难了，也许，是我对物理老师有成见：我特别不喜欢老师用竖排的板书，我更不喜欢老师在课堂上，在大家的等待下，慢慢地用铅笔刀削粉笔，削得很尖很尖才开始板书。　　因为不喜欢，老师被我无端地挑了很多毛病，最终受害的是自己，我越来越不爱听，成绩自然越来越下降。一门课影响到整体的读书的自信。我开始拿着父亲给我的县图书馆的借书证看小说，看了许多许多名著。我到今天能够有很深的文字积淀，应该归功于从小学３年级起，到高中，我始终没有放弃过阅读.一个县图书馆的文学类藏书，可以说几乎没有我没看过的。但高中仍然“恶看”的后果是，我的成绩排到了全班倒数第二名。学期结束，分文理科班，我的化学仍然很不错，但我的物理已经到了底线。地理历史不肯用功自然也很差，全班平均分都有八九十分，我只有六十多分。　　文科班的老师说：”张谷风？这个人考大学是没希望的，但她一定要读文科班，就让她来吧。”　　深深的压抑，加上生理发育带来的内向，我看起来很用功，但实际上除了看小说，并没有多少时间花在学业上。考不上大学在情理之中。第二年复读，依然在老师的高压下，被牵着鼻子走。除了语文课，作文经常被老师当范文读，我其他的成绩并没有什么起色。只是怕父母伤心，仍然装作很用功的样子。　 
　　这一年，临近高考，我的心脏被查出有早搏和漏博。　　有多少付出就有多少回报，我清楚自己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但当结果终于来了，我还是一片茫然：真的没书读了？一种一脚踏空的感觉，终于觉得自己小时候以读书为骄傲的日子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我有不甘，更多的是深藏着内疚的沉默。我在沉默中接受父亲给我安排的工作：在一个少年宫做暂时的讲解员。　　一封信改变了一切。陈国辉老师夫妇都曾经是我父亲的老师，我父亲曾经是这个学生的学生会主席，考上复旦大学后因为我的堂伯在台湾，而以“社会关系不清白”的名义与大学失之交臂。他后来从大队会计、到被借调入城，再做到年轻的领导岗位上，完全来自于他学生时代的优秀成绩和为人品质。而母校老师对他的关照之情，一直延续到了他的孩子身上。陈老师在信里说：“谷风，你不考大学可惜了。”他让我去当代课教师，毕竟依然在学校这个氛围里，再自学考大学比较好。期时，我的农村户口的妹妹也刚好高中毕业，县里照顾忠厚的父亲，可以把一个子女的户口迁进城。迁谁，谁就可以参加当年的公检法系统考试后招干。这时，我开始觉得，我已经读了这么多年书，放弃于我更可惜，我就跟父亲说：“让给妹妹吧，我继续去考。”妹妹果然争气，转成国家户口后在公检法招干中考了全省第四名，如愿进了定海区检察院。　　于是，我重新回到了母校，但不是以学生的身份，而是以一个历史代课老师的身份。１８岁的小姑娘，突然要面对一群孩子，要对他们负责；还要对介绍我来的陈国辉老师负责——我也许就在那一刻，一夜间长大了。　　上课对于我来说并不难，因为我的表达不成问题。而且因为是自己要了，学习的思路突然很清晰。白天给学生上课，晚上自学到１１点。同办公室的卓老师说：“人家全班那么大的题量在做，那么好的老师在教，仍然只有一半的升学率。小张每天自己学学，就那么点时间，怎么考得上？”
　　卓老师的担心不无道理。但是，这时的我，已经是一个学会梳理和自我调节的我，每晚３个小时的学习，是分分秒秒都印在脑海里的。走上讲台的那种亢奋，孩子们给予我的快乐，远远超过了高考本身给予我的压力。那是我重新回归阳光和自信的关键一年。这一年，我抱着感恩的心情，听赵兴昌老师的英语课、沈国忠老师的地理课、陈国辉老师的政治课。多少年后回想起来，我依然能很清晰地看见：蒋胤康老师的妻子朱老师，一次次捧着历史讲义给我送来；看到笑得像个弥勒佛的向理义老师，一次次捧着地理讲义给我送来；还有我身边的青年教工徐和郁、俞凯、黄晴舟等，我们白天中午偷空去看《胜利大逃亡》、《黑郁金香》等大片，晚上，他们在办公室帮我讲解题目。　　还记得获悉考上大学本科回校的那一天，赵兴昌老师在校门口笑着对我说：“语文考了全县第一，英语要是能考到平均分，你这成绩不是更好了。”那种为我惋惜的心情，让我十分感激。普陀中学的大部分学生都是从初中开始学英语的，他们学了６年；而我从农村初中转学过来，一共只学了高中２年的英语。我能考到８８分，已经十分感念他的恩情了。　　高考填报志愿，我以为与第一批院校无缘，因为只比第二批高出１１分。但最后被浙江师范大学录取了，因为陈国辉老师觉得我不教书可惜了，而那时，浙师大是提前批录取的，陈老师帮我填了参考志愿，我由此进入该校中文系就读。　　“人生的路漫长，紧要处只有几步”，至此，我终于明白，我，一个在母校读高中期间，以成绩倒数而深深自卑的没有多少人注意的我，到终于能够抬起头来走进大学的校门，是母校，是恩师，在紧要的关头给予我爱和期待。　　
　　二　　大学，是激发人的潜能的大舞台，是学会独立思考和审时度势的大舞台。这时，也有苦闷，也有成长的烦恼，我常常给陈国辉老师写信，什么存在主义，什么虚无主义，我所困惑的一切，其实伟人们早已有很多著作在世。但陈老师从不点破，总是从不同的角度，鼓励我，依然如同我在高中时候，当别的老师都看不见我的时候，他总是几乎每节课都要提问我，让我意识到我在这个课堂上的存在，意识到，还有一位老师，还有一堂课，对我充满了爱和期待。　　书是读给自己的，别人对你的态度其实并不重要，可惜我明白得太迟，或者说早就明白，只是醒悟得太迟。大学，终于让我彻底醒悟，我不再期待别人的关注，甚至惟恐别人太注意我。用今天的话来说，有一年教书的经验，当别人到了大学，就像高压的啤酒瓶突然炸开一样放松时，我开始自主学习——不知比县图书馆大多少倍的学校图书馆让我无比的惊讶和珍惜。在走上工作岗位，很难有更多的时间用于阅读时，我十分庆幸在大学的这四年、乃至读研究生的３年，此后用于工作的一生的经验和知识积淀的释放，完全靠的是吃老本。　　那时，儿童文学、当代文学都很优秀。也许每学期我的总分排名不是班里最优秀的，但我自己喜欢的课，我总是能考全班第一。写作，给学报、给校报的《黄金时代》，这里有了我自己的思想和选择。　　我在本科阶段发表了全国级女大学生抒情散文，大红海报贴在校园的布告栏上。我知道，这个全校惟一，是我自己去努力来的。此后，当我四年本科毕业，以优秀的成绩被保送攻读现当代文学硕士学位；当我以全校第一的成绩拿到光华讲学金全奖的时候，大红喜报一而再地贴到布告栏上。同学们经过时，议论着：“这人是谁？”我内心充满了安宁，而没有任何的沾沾自喜，因为我并不是特别聪明或能干，我只是比其他人更清楚，自己要什么。这个时候，我开始享受学习的快乐。　　三　　当我的硕士毕业论文被《新华文摘》转载介绍的时候，我已经在浙江日报的新闻岗位上工作了３个月。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如果说我在此后的工作岗位上能够有所收获，完全得益于我的母校，我的恩师 。

　　以下仅供参考： 
  张谷风，1983年毕业于普陀中学。１９９２年从浙江师范大学本科、杭州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进浙江日报社，先在大报工作，１９９７年１０月调到钱江晚报工作至今。所采编的作品获得省好新闻二等奖、全国省级晚报好新闻一等奖、中国晚报好新闻三等奖等荣誉，先后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论文４篇。２０００年评上副高（主任记者）职称。２００１年竞聘上岗任晚报科教部副主任。７年大学本科、硕士连读，打下了较好的文字功底。在大学先后有十余篇论文公开发表，部分全国级论文被收入《浙籍作家论丛》和华东九省一市高校教材《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硕士毕业论文《台湾散文与中国艺术精神》公开发表后，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材料全文转载，１９９２年１１月号新华文摘转载介绍。进报社工作后，在大报我跑的是工青妇联，报道领域相对细碎，但我在前辈指引下，采写了长篇通讯《当代春桃的故事》，稿件见报后，全国著名的《知音》杂志、《上海家庭报》等纷纷转载；我采写的独家新闻《运河你怎么了——关于京杭运河大堵航引发的喜与忧》整版报道，被羊城晚报等连续转载；采写的“都市里的希望工程”系列报道引起杭州市人大的关注，并因此设立杭州市帮困助学基金。在晚报采写的“第十名现象”系列报道先后被人民日报海外版、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和上海文坛等媒体转载，引起全国关注和争论。还先后主持、参与了“追寻最可爱的人——抗美援朝５０周年”大型系列报道、“约会院士”系列报道、“科学改变人类的１００个瞬间”、“６０年代新势力——杰出青年”系列报道，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其中《科学改变人类的１００个瞬间》、《走进中国１００个院士的家》在晚报编委会的支持下，由科教部集体编撰出书。在采编之余，我还撰写了《第十名现象轰动全国的前前后后》、《抓住新闻的本质真实》、《论新时期舆论监督的热点与难点》、《寻找平凡时代的独家新闻》等论文，分别在《新闻战线》、《新闻出版报》和《新闻实践》上发表。２００５年起，参与轮流主持浙江人文大讲堂，并邀请像余华等社会名流走进大讲堂。现《浙江人文大讲堂》结集出版2册，我配合徐澜工作，是编委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