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料未及的选择

1935年，我出生在上海一个普通职工家庭。那个年代，时局动荡，日军进犯，上海沦陷，家人为我取名国辉，借以寄托“国家光辉”的期盼。

父亲认为教会学校管理严格，教学质量高，所以从小学到初中，我分别在两所教会学校就读。然而对我来讲，学校过于严苛的管理和体罚手段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极坏的印象，从来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也会从事这个职业。

年少时的我，对未来有过热切的想像，当一名火车司机，驾驶列车疾驰在祖国大地；或当一名地质员，穿梭于祖国的崇山峻岭中。

然而1953年参加高考时，我填下的志愿却是“浙江师范学院历史系”。这个选择连我自己都始料未及。14岁那年，在目睹解放军进驻上海时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的景象后，我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基于对组织的爱和一名青年团员质朴的忠诚，我决定响应祖国号召，当一名教师。

▍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浙江师范学院，也就是现在的浙江大学。我背着行李从上海到杭州来上学。迎新会上，毛昭晰老师的发言对我有所触动。

在看了前苏联影片《乡村女教师》后，我的内心深受震撼。女主角华尔华娜让我感受到教师职业的崇高，尽管这个职业很平凡，却极富意义。

特别是影片放到高潮部分，卫国战争时的一位将军探望两鬓已经斑白的班主任时，我的心也被紧紧抓住，原本并不热爱师范专业的我，对这个职业有了新的认识。

四年一晃而过。毕业分配时有人想留校当助教，有的希望留在大城市，对当时的我来讲，是一场很严峻的考验。组织上明确指出，海岛、山区是支援重点，要放弃个人利益，服从组织分配。父母希望我回上海，至少离上海近一些。我当时觉得，考虑个人利益不太光彩，便填写了“服从祖国需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当时的海岛教育比较落后，急需大批教师支援，我被分配到了舟山。报到的时候，负责分配的同志跟我讲：“你有可能去六横中学。”或许是觉得六横岛上条件更为艰苦，大城市来的学生吃不起这个苦，他安慰我说：“那边番薯特别大，土鸡很便宜。”我说，没关系，我来的时候已经做好了吃苦的准备。结果没想到，最后将我分配到普陀中学。

上世纪50年代的海岛，师资紧缺，就连普陀中学也不例外。我是学历史的，但从走上讲台的那一天起，就没受过专业束缚，语文、音乐、体育、物理、英语……哪门课程缺老师，就去教什么。1959年，学校要我改教政治，我认为这是组织上对我的信任，便愉快地服从了分配。

▍把社会热点搬进课堂

怎么把枯燥的政治课讲得生动？我为此作了不少探索。

学校不是真空，一些社会热点能引起争论、引发思考，而学生能在互动中得到启发。我便有意识地将社会热点引入课堂，将书本上的理论和现实生活结合起来。

1982年，年轻帅气的大学生张华为救一位素不相识的老农，付出了自己的生命。这件事当时在整个中国都引起震动。我在课堂上讲述“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时，就让学生们讨论这起事件。对生命价值的拷问引发大家的热议，课堂气氛非常活跃。

“无私奉献，是不是否定按劳分配”“张海迪是逆境成才，成才是否必须逆境”“工人下岗是好事还是坏事”……这些议题的设置，跟现实生活相关，又紧扣社会热点，很容易引发学生的兴趣，提高他们的分析水平。

记得有一次，几个不具名的学生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出几个问题：陈老师，你是否真诚信仰马克思主义？你对党怎么认识？辩证法是否诡辩？我用一节课的时间讲述了自己的觉悟过程，公开表明我对马克思主义和对党的忠诚。

学生用掌声肯定了我的真诚和坦率。

▍让学生带着问题走出课堂

创新让我找到工作的乐趣。我在校园举办“论文节”，鼓励学生写论文，因为论文需要通过调查研究得出结论和观点，让学生带着问题走出课堂，很能锻炼思考能力、分析水平。

有一段时期，“从菜篮子里看形势”的说法在学生中相当流行，为了对学生进行有效的形势教育，我们组织学生外出调查访问，200多名高中生分头到工商行政管理局、商业局、浙江皮化厂、舟山船厂等单位参观调查。

学生返校后，写出了200来篇小论文。有的论文题目既有新意又有价值，如“谈舟山水产企业的发展前景”“企业应如果增强活力—访东海酒厂有感”“陈大龙怎样致富”“卓别林厂的兴衰”“普陀食品厂的现状分析”“小香港的兴起”等。数据勾勒出跳跃的蓝图，学生从中看到活生生的形势，搭上时代的脉搏，从而增强了信心。

值得欣慰的是，我指导学生撰写的小论文在两年内有三篇分别获得华东六省一市中学生政治小论文三等奖，浙江省中学生政治小论文三等奖和优秀奖。

▍有理想  才能明晰前进的方向

在我的教师生涯中，担任时间最长的角色是班主任，一当就是25年，送走了14个班级。我喜欢当班主任，因为可以跟学生更贴近，并通过创新把学校任务和班级工作结合起来。

通过电影《乡村女教师》而树立职业理想的我，深知一部优秀电影对一个人的深远影响，很多时候，人的一生最终是情操和理想的结果。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校园成立了一个影评小组，有兴趣的学生都可以参加，对学校包场的电影进行评论，收到美的教育效果。

我曾经问过一位学生：“你毕业后打算干什么？”他答：“考大学。”“大学毕业后干什么？”“考研究生。”“研究生读完干什么？”“……”他回答不出来了。其实很多学生像他一样，对自己的未来并不明晰。然而对一个学生来讲，有理想，才能明晰前进的方向。

1979年，我组织了一场“2000年，我在哪里干什么”的主题班会，让大家畅谈理想。

那时距离2000年还有21年，大家兴致很高，踊跃发言。一位男同学上台侃侃而谈：“我的理想是当一名记者。”我摸摸他的脑袋说：“很好，你以后可以报考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

这位学生后来进入校学生会，当了宣传部长，专门负责学校的黑板报。若干年后他去日本留学，在那里实现了记者梦，成立了亚洲通讯社，为中日友好交流作出贡献。他就是徐静波，现在回舟山总会来探望我。

▍但愿每次回忆
　都对生活不负疚

因为工作需要，我于1995年调到普陀区教委教科室，主持普陀教育科学研究和普陀区教育学会工作。在将近5年的时间里，我负责总编“普陀教育科研报”，为区市两级教师开设了将近30余个讲座。我主持工作的那段时间，教科室和教育学会先后被评为省级先进。

从1957年分配来舟山工作至今，一晃半个世纪。辞去青春，步入老年，聊以自慰的是总算没有虚度年华。当年填写的志愿，我至今无悔，甚至感到自豪。

当教师并不是我最初的理想，是浙师院专业氛围的熏陶让我对职业有了真诚的思考，乡村女教师华尔华娜的形象让我内心深受震撼，而让我真正领悟到职业真谛的，还是在海岛长期的教育实践中。做教师，最大的欢乐莫过于你的学生茁壮成长，其中包含着教育因子的催化，这就是丰收的喜悦。我想，教师职业的真谛就在这里。

每当学生们登门探望，我就想起《乡村女教师》里的场景：

已经当上将军的学生来探望两鬓已经斑白的班主任。生活与电影何其相似！我用自己的青春年华乃至毕生精力，实现了电影中的一个场景。

这些年，组织给了我很多很高的荣誉，这本来不是我所企求的，有时会感到不安。其实我从事的是最平凡的工作，如果说有一点特色的话，那就是工作的踏实和创造精神。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但愿每次回忆，都对生活不负疚。